新闻舆论该摆脱文革遗风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很大发展。但相比之下，受党和政府直接管理的部门，却变化甚为缓慢。如在经济高速发展，私有经济长期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的同时，与此相反，国有企业却长期、大规模亏损，只是在国家财政再也负担不起的情况下，才于近年开始捉大放小的改革。又如政府机构和政治体制，当然也是政府直接管理和控制的，因此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变化甚微的领域。政府机构曾有过几次改革的企图，但都不成功，机构愈改愈臃肿。政治体制则基本没有任何变化，仍然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过去领导者可以发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式的全国浩劫，现在则是大小官员可以在民众面前明目张胆地贪污腐化，使得官员腐败已成为中国继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之后的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长期的新闻舆论是党(共产党)的喉舌的观念指导下，新闻舆论也成为众多受党和政府直接控制和管理的部门之一，这也使得中国的新闻舆论成为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变化最小的领域之一。这从以下几个方面不难看出。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新闻舆论是党的喉舌的观念指导下，新闻舆论的宣传性被放在首要地位，而新闻性(如及时性、真实性等)被放在次要位置。这一原则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今日仍没有根本的改变。为了避免与中央的宣传方针口径不一而犯错误、受批判，地方报纸抄中央报纸，小报抄大报。这一方面使得中国报刊的新闻报道及时性与真实性不足，而各类报纸雷同性很大，从而缺乏可读性。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的新闻舆论成为执政党的宣传工具，从而使新闻舆论基本失去了在民主国家所拥有的监督功能。为了执政党的宣传需要，即使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面前，新闻舆论也只能是一片赞颂之声，即使在水稻亩产过万斤这明显的谎言前，也只能按照党和领导的要求给予“新闻报道”和宣传。各级报纸属所在地各级党和政府官员的领导，当然也就不可能反过来对其党和政府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了。因此在目前中国官员腐败猖獗的形式中，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十分有限。
二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中国报刊上的许多文章，尤其是评论员文章，带有很强的文革大字报风格，当时叫“口诛笔伐”。是介于骂街与写论理文章之间的一种文风。其基本特点可归纳为：一是文章的作者带有明确的爱憎观点，作者在文章中常很激动地、措辞强烈地表达自己的这种爱与憎，但冷静中立和以理服人不够；二是作者对文章中受批评或指责的对象表现得恨之入骨以致连基本的人格尊重都没有，似乎不这样，读者就不会认同文章的观点，不会产生共鸣；三是有这类文章的常用词汇和套话，如若是批判性文章，就会常用“绝没有好下场”、“自取灭亡”、“千古罪人”、“臭名昭著”、“败类”、“玩弄阴谋”、“声讨”、“叫嚣”、“勾结”、“丑恶嘴脸”、“造谣惑众”、“身败名裂”等等。
这种文风自文化大革命以后至今仍没有根本改变。如最近新华社发表的《多行不义必自毙》报纸评论员文章，从标题到文章措辞，充满了对李登辉的激动的谴责和漫骂。但这类文章对许多大陆读者可能是习以为常，但对海外读者，即使是不认同李登辉做法的人，也会产生一种对共产党政权不寒而栗的恐惧：为什么作者不能冷静、中立地讲事实、摆道理？为什么不能给予受批评者基本的人格尊重？为什么作者要那么激动、显得那么凶狠，似乎要置受批评者于死地？为什么作者那么显得没有修养？久而久之，这些疑问让海外许多读者形成了一种中国大陆政权可怕的的感受。
综上所述，我们十分希望在大陆人民群众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今日，大陆新闻舆界也能逐渐摆脱文化大革命遗风，在加强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性和公正性，加强新闻舆论监督作用的同时，避免文化大革命大字报式的文风和措辞，鼓励新闻工作者冷静、中立、讲事实、摆道理。